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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2月4日，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发布，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、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“三农”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， 彰显党和国家对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。重视是因三农问题是“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”；决心是因“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最为突出”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。

近年来，伴随“美丽乡村”、“特色小镇”、“田园综合体”等涉农新概念新运动的推行，乡建成为各类性质的主体竞相介入的热点领域，乡建项目从雨后春笋到遍地开花，方兴未艾。极其相似的是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中华大地上也曾掀起过一场规模浩大、历时持久、范围广泛的乡建运动，涌现出的仁人志士、乡建团体、试验乡村不计其数，声势与场面颇与今天相似。历经近百年，虽然乡村已今非昔比，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本质存续与基因积淀今犹存在，比照晏阳初、梁漱溟、卢作孚、费孝通等诸位先生的乡建理论与实践，仍能从中汲取适用于或可借鉴于当今乡建的智慧光芒与方法举措。而且溯源这条文脉，也益于我们当今乡建研究者、工作者对乡村问题更深层次的思考，从而实现标本兼治的乡村建设。

费孝通先生在《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》一文中说，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，一直有其发达的工业体系，但与西方国家工业都集中在都市里不同，中国传统的工业分散在无数的乡村，是乡土工业。费先生此处所说的工业，其实是与“农业”相对比的“非农产业”，所以不妨且以当今流行的词汇“产业”替代。乡土产业产生和发展的逻辑，主要有两个方面。其一是直接取自土地的收益无法满足农户不饥不寒的生活生存需要（费先生以在江村调研获得的数据换算，证明了该缺口的普遍存在），乡土产业为农户提供了经济的补充和生活的自给；其二是灵活就业的需要：因农作活动的季候性特征，在为时很短的“农忙”中需要为数众多的劳力；而这些劳力在农闲时（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）却排不上用场——形成周期性失业，可谓“养工一年，用在农忙” 。这些富余劳力在今天可能跟随农民工大潮，参与到都市的生产建设，农忙时才回到乡村；而在海禁未开、乡土产业遭受冲击之前，他们未曾离开过土地，只是农闲时投身于乡土产业的生产。乡土产业在劳力利用上和农业的互相配合，维持了农工混合的经济。

著名乡建专家、绿十字创始人孙君先生，结合他多年乡建实践，说：“乡村问题千头万绪，问题的源头是能让年轻人回来。”而让年轻人返乡有两个问题为前提：其一是乡村能否为其提供相较进城务工类似或更好的生活水准，其二是乡村能否为其提供农闲时的时间消费方式。这与费先生所提出的乡土产业问题，本质是相同的。费先生对乡村产业样貌的构想是：发展那些农户不必放弃农业即可参加的产业、地点分散在乡村里、所有权属于参与的农民（合作性质的）、原料主要由农民自己可以供给、收益能最广地分配给农民。这不正是今天我们开发特色小镇，配置核心产业的发展样式吗？不也正是对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“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，延长产业链、提升价值链、完善利益链”，“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”的呼应吗？

还需要强调的是，“乡村”是发展乡村产业不可忽略的特色。这种特色并非一定呈现出手工的、原始的、技术落后的生产方式（落后产能城市不要，乡村也不要。中央1号文件中也明确提出要“淘汰落后产能”），而必须是能够体现乡土文化特色、精神面貌与生活样式的。诸如中外驰名的太湖的辑里丝、龙井的茶、景德的瓷器、高阳的布等乡土产品，都是与此及中央1号文件所提倡的“打造一村一品、一县一业发展新格局”、“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”相吻合的。

（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报文化财富周刊）